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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教会大崩溃的哲学家：斯宾诺莎

　　「关於这本亵渎上帝的书，我方代表已采取一切必要之举措，於荷兰法院第一次开庭时公开批判此书，并正等待後续结果。基督教会对於这本淫秽的书籍深感厌恶……我们要求政府强力镇压此书，并立法禁止此书以及其他所有亵渎上帝之书籍的出版。」

　　究竟哪本「淫乱」的书籍，引起1670年荷兰各教会的愤慨与不安，并透过各样管道向政府施压禁止本书的出版？究竟是哪本「亵渎上帝」的书籍，在初版印刷时便将出版商与作者匿名，千方百计地摆脱官方审查？

　　这是一本激进的「愤怒之书」──《神学政治论》，由荷兰哲学家斯宾诺沙（Spinoza）所着。它不只挑动教会高层的敏感神经，更引来哲学、政治与知识界各种尖酸刻薄的攻击。

　　斯宾诺莎是一位理性主义者，毕生扞卫哲学思想的自由，并大力批判教会权力高涨带来的不宽容社会氛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哲学教授史蒂芬．纳德勒（Steven Nadler）在《不驯的异端》以生动的文笔，带我们回到17世纪的荷兰，描述《神学政治论》出版後所引发的各种动荡，并探讨本书到底写了什麽关键内容，至今仍在对我们说话。

　　大逆不道的「异端思想」

　　如果现在你跟基督徒朋友分享《神学政治论》的论点，我想他肯定会说你是个「大异端」！可想而知，17世纪的欧洲社会肯定更容不下这种大逆不道的思想。不过，斯宾诺莎到底说了什麽呢？嗯，像是：

　　｜神蹟不是什麽超自然的现象，而是人类还没有理解的自然现象。

　　｜圣经不是上帝启示的书，而是一部人类文学作品。

　　｜人们不用相信某个特定宗教才能得救，真正的宗教只在乎你是否有实践正义与博爱。

　　有些观点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但当时在政教不分的处境下，可说带来很大的威胁：

　　｜教会不应该干涉国家的治理，而应该服从於国家的治理底下。

　　｜政府不应该限制一个人的言论与思想自由。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斯宾诺莎回应该时代的「信仰迷思」（其实现在仍存在），给我们的人生一些启发。他扞卫哲学思考的自由，认为我们不应因恐惧顺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而是要以理性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以下就斯宾诺莎对神蹟、圣经与宗教的观点，跟大家分享这位惊世骇俗的哲学家，到底让教会多头痛。

　　相信神蹟是无知的，那只是我们还尚未理解的自然事物

　　斯宾诺莎认为，神蹟是荒谬、不必要且有害的，只有无知的人才会相信它。他批判道，神蹟往往被神职人员拿来当作控制人民的工具。他们利用平民百姓对於神秘的渴望，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威。例如，宣称一堆「超自然」的事情：死人复活、海水分开、驴子说话、圣灵感孕。

　　对斯宾诺莎而言，上帝等同於「自然法则」，自然必须遵循着固定不变的秩序，并蕴含「永恒的必然性和真理」。上帝的大能，正是在完美的自然法则中彰显。因此，若有人认为上帝会制造「超自然」的事件，那无疑贬损了上帝的永恒与完美，而且是「自打嘴巴」。

　　圣经作者会将难以理解的事物称为「神蹟」，是因为他们还无法用科学的观念来解释。况且，圣经的功能并非描述世界运作的原理，而是激起人们的想像力以灌输虔诚的信仰。所以，如果我们已经具备足够的科学知识，却仍把圣经里头的神蹟当成真的，那就是在自欺欺人。对斯宾诺莎来说，神蹟真正的意思是，我们目前无法以科学知识来解释、但仍符合自然法则的事物。

　　斯宾诺莎不只反对神蹟的概念，更指出唯有我们深入认识自然法则，才能真正认识上帝，也才得以获得真正的幸福。当一个人越认识自然运作的原理，就越认识自然所带来的必然性与限制，他会意识到自己无法控制自然影响周遭的事物，也不容易受到非理性的希望或恐惧所支配。

　　例如，你会考上什麽学校、做什麽工作、跟谁结婚，或是你会遭遇到什麽样的苦难或快乐，这些都已经在因果的意义上被自然法则决定好了。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成因。人类要获得幸福与内心的平静，便是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发掘这些规则。如果相信上帝会插手介入、施展神蹟，那无疑是无知的展现。我们能做的，就是以一颗平和的心去看待失去与获得的事物，不受患得患失的情绪所干扰。

　　圣经的神圣性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有爱的行为

　　如果神蹟不是真的，那圣经的权威岂不也同样受到挑战呢？确实，斯宾诺莎认为，圣经根本就不是上帝所启示的神圣书籍，而是人类透过千年编辑的文学与历史着作，且里头有不少前後矛盾的说法。由於圣经长期以来都被神职人员的话语权霸占，并透过偏狭的神学见解控制群众，使得圣经的意义被扭曲了。

　　斯宾诺莎说：「我们能看到，几乎所有人都把自己的思想当作上帝之语来宣扬。但他们只是以宗教为藉口，强迫他人用自己的方式来思考。我们还能看到，神学家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从《圣经》中敲诈出自己任意创造的思想，同时声称自己的思想具有神圣的权威性。他们误以为最深澳的秘密都藏在《圣经》里，所以竭尽全力地解开这些谬论，却忽视了其他有价值之物。他们把自身幻想所创造的一切事物都归给圣灵，并进全身的力量和热情扞卫这些幻想。」

　　斯宾诺莎大胆地指出，即便连先知都没有办法阐述对上帝真实的知识，因为他们拟人化上帝的方式已经偏离上帝本身了（自然法则）。上帝根本就没有情绪，也不具有人类的心理与道德属性，更别提祂是一个坐在天上、赏善罚恶的审判者。然而，先知写出这些跟上帝有关的故事却相当「实用」，可以激发人们虔诚的心，施行慈爱与正义的好行为。

　　他更表示，圣经不是写给哲学家看的，因为一般人根本无法用哲学家式的「理性知识」来思考上帝的本质；但圣经带来的安慰是，只要你愿意「服从」，就可以得到救赎（不过，这种说法还真的有点嚣张就是了）。

　　斯宾诺莎并不是反对圣经，而是反对人们诠释圣经的方式，错误地理解上帝的本质。事实上，他认为圣经所传递的道德原则毫无疑问是相当有价值的：爱上帝与爱人如己。

　　斯宾诺莎认为，圣经本身不具有神圣性，只有当它引导出人们的好行为时，才具备神圣性。此外，他也认为，那些拥有虔诚之心与宗教美德的人不一定要阅读圣经，他们可以透过其他种方式来实现。「完全不了解《圣经》故事却抱持着善良信仰、追求真诚生活方式的人，绝对是受祝福之人。」

　　这意味着，真正的救赎根本不是来自於基督教，甚至也不是其他的组织化宗教（如犹太教、伊斯兰教），而是我们是否有活出一个好的道德生命。这就带来最後一个重点，到底什麽才是真正的宗教？

　　真实宗教在於你所行，而非你所信

　　斯宾诺莎指出，一个人可能遵守宗教的教义或诫命，但没有真正的虔诚之心；一个人也可以有真正的虔诚之心，却对犹太教或基督教的仪式一无所知。因此，真实宗教不是服从人所创立的仪式或律法（如圣餐、洗礼、祷告），而是服从「神圣律法」：爱上帝与爱邻舍如同自己，好追求一个有德行的生活。换句话说，真实宗教的重点不是你的信念，而是你的行为。

　　斯宾诺莎甚至指出，无论是基督徒、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或无神论者，只要是有理性的人，都可以透过「上帝的内在帮助」来让自己获得幸福。我们可以发现，斯宾诺莎诉求的不是完全的世俗化，而是期盼大家回到信仰的核心，不受教派神学之争的分裂，以打造一个更宽容的社会。毕竟，慈爱与正义是人们共同的语言。

　　斯宾诺莎不只批判教会，更批判国家竟随教会起舞，把人的思想定罪。本书作者纳德勒便认为，《神学政治论》极力诉求思想自由，其实有着斯宾诺沙很私人的理由。在《神学政治论》出版的两年前，他的哲学界好友科尔巴格（Adriaan Koerbagh）因为出版一本抨击教会的书籍而遭定罪。他在牢狱待不到两个月便过世了。

　　斯宾诺沙或许是带着悲愤的心情写下这段话：「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有什麽比高尚之人被当作恶棍放逐来得更不幸呢？就因为这些人的观点与当局不一致且不想掩盖事实，所以就必须遭受这样的待遇？政府把高尚之人当作敌人处死，不是因为任何罪行或不当行为，而是因为他拥有独立的思想。还有什麽比这更悲惨的事呢？」

　　「淫乱且有害」的遗产

　　话说回来，我们可以从斯宾诺莎的思想学到什麽事情呢？

　　首先，真实宗教的核心不在於教派的教义、律法或仪式，而是你有没有展现出好的道德行为。一个人可以畅谈圣经，但根本不认识上帝；一个人可以不认识圣经，却很靠近上帝。这让我们培养出宽容的精神，使我们愿意尊重想法不一样的群体，并在「大原则」下一起努力：活出一个有爱与正义的生命。

　　其次，思想不应该被定罪。尽管这是我们众人皆知的道理，但事实上，仍有不少极权政府至今仍将政治思想犯定罪，更严格审查疑似有「煽动性」的出版品。例如，5名香港言语治疗师因於2020-2021年出版「羊村绘本系列」，被控违反《国家安全法》入狱19个月，罪名为「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只因里头生动地描述了港人的反送中运动。…

　　古罗马神谕《西卜林书》（Sibylline Books）的传说故事告诉我们，在一座古老的城市里，一名女子打算用高价卖给市民十二本书，里面涵盖世上所有的知识与智慧。但遭到市民拒绝，他们认为女子的要求很荒唐，所以她当场烧掉了一半的书，然後再提出用双倍价格卖剩下的六本书。虽然市民感到有些不安，但还是继续嘲笑她，而女子又烧掉了三本书，然後把剩下三本书的价格又翻了一倍，结果市民还是拒绝了她。最後，当烧到只剩下一本书，市民才终於肯拿出女子开出的天价把书买走，但这时只剩下世上十二分之一的知识与智慧。

　　书本承载着知识，它们是传递人类思想的媒介，透过空间和时间传播自我复制的思想。我们忘记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那就是在一页纸上或萤幕上的标记，使远在地球另一端或百年後的人类之间的交流变成可能。但文字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於有些词汇被删去已经变成了长久以来的坏习惯：比如脏话，你会在19世纪的小说读到写着「d——d」的东西；或者过於危险、强大而无法被记载的文字，比如某些宗教文本的上帝真名。书承载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书变成对权威的威胁，因此当权者垄断了知识并控制公民思想，并采取最高效的手段：禁书。

　　禁书有一段漫长而不光彩的历史，而且至今仍未消失，甚至是常见的手段。1982年，由於当时学校、图书馆和书店面临越来越多的控制，美国图书馆协会和国际特赦组织发起了禁书周（Banned Books Week），成为每年一度在九月底「庆祝阅读自由」的倡议活动。

　　今天，禁书确实相对困难与耗费精力，但过去可比现在容易得多。几个世纪以前，大部分的人都不识字，书本也不容易取得，知识就可能从源头受到限制。举例来说，天主教会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鼓励一般民众拥有自己的《圣经》，而且只准许拉丁文译本出版，反正一般人也很难看懂。说好听教会是为了「防止俗人曲解上帝的话语」，但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教会领袖的地位与权威无法被撼动。

　　即使到了近代识字率提升，书本依然昂贵，尤其是那些文字与思想流传已久（也可能是最危险）的文学作品。直到1930年代随着大众出版社的出现，新读者才终於能够获取高品质且经济实惠的图书。与此同时，禁书也迎来了新的阶段，不断涌现的新书为读者打开了崭新的、颠覆性的思想大门，而审查者则拼命追赶取缔。令人讶异的是，20世纪禁书依然普遍，打着「保护」的口号继续进行。

　　例如，中国政府至今仍持续发布法令，禁止学校出现「不符合（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书；因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离经叛道」──这是很典型的理由，利用定义模糊的词汇来禁止政府不乐见的任何书籍。

　　由於向全世界输出了许多伟大作家的作品，俄罗斯的禁书做法一直都备受关注。在苏联时代，政府试图对公民的阅读习惯施加尽可能多的控制，就像它控制公民生活所做的那样。1958年，鲍里斯‧巴斯特纳克（Boris Pasternak）因小说《齐瓦哥医生》（Doctor Zhivago）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该书於前一年在义大利出版，但没有在苏联境内出版。巴斯特纳克获奖激怒了苏联政府（国家控制的媒体称其为「艺术层面污秽且恶毒的作品」），他也被迫拒绝了奖项。苏联鄙视这本书没有包含的内容（如没有歌颂俄国革命），更憎恶它包含的宗教色彩，以及颂扬个人的价值；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看到此书「巨大的宣传价值」，刻意安排在苏联发行袖珍版的《齐瓦哥医生》，以凸显苏联对文学家有多麽恶劣。

　　苏联的禁书政策导致地下与个人出版的发展，比如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的诗歌，异议作家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如此形容地下出版：「我自己写，自己编辑，自己审查，自己出版，自己传播，然後自己监禁自己。」

　　如果你以为奉行民主制度的欧美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那就太天真了。当权者禁书（或尝试禁止）的理由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通用：这样做全是为了「保护」普罗大众，毕竟人民太愚笨不会自行判断，禁书可以使他们免受腐败思想的影响。

　　在英国，禁书通常是打击淫秽色情的工具，这是典型利用法律力量来阻止社会变革的手法：尽管这种策略总是失败，但对短视的当权者来说很难抗拒。许多作家因为跟英国的淫秽法律交手而声名大噪。詹姆士‧乔伊斯（James Joyce）在写《尤利西斯》（Ulysses）时就已经预料到：「虽然有警察，我还是想把一切都写进小说里。」──此书从1922年至1936年在英国被禁，当时负责执行禁书的官员其实只读了全书732页中的42页，而《尤利西斯》被禁是因为乔伊斯在书中提及了自慰、脏话、性爱与上厕所。

　　D‧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多年来一直是英国检察机关的审查对象：他的着作《虹》（The Rainbow）被烧掉，诗集《三色堇》（Pansies）被拦截扣押，艺术展览被突袭临检。1960年，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出版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而被起诉。这次审判闹得沸沸扬扬：出版商找来几十位作家和学者来为此书的文学品质背书（尽管伊妮德‧布莱顿﹝Enid Mary Blyton﹞拒绝了），而法官却告诫陪审团不要轻易听信文学专家的保证，这体现了一个国家对人民的不信任，法官说道：「难道工厂女工读这本书的时候会这样想吗？」幸好，案件的结局是陪审团一致支持企鹅出版社并胜诉。

　　在美国，从电视到游戏乃至社交媒体，每一波新科技浪潮都会引起人们对「不当」内容的担忧，因此禁书依然盛行。学校是尝试审查的温床，部分原因在於引导孩子高可塑性的思想，似乎是有效消除危害的手段；加上（不像书店）学校董事会对社区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文｜Joanna Mendelssohn

　　我仍记得1972年第一次观看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电视节目《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时的震撼。在澳洲还没有彩色电视的年代，《BBC》制作的这档艺术节目经常在新南威尔斯画廊播放。《观看之道》彷佛一道冰风暴——伯格剥去了表面的假象，颠覆了既有的彬彬有礼艺术叙事背後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追溯了西方文化的兴起。《观看之道》於同年出版了系列丛书，截至2017年伯格去世时，这本薄薄的平装书已经卖出了100多万册，他有时被称作艺术史上的「毛语录」，至今仍持续印刷出版。

　　《观看之道》试图重新审视从1400年至1900年西欧绘画的传统叙事，并挑战了旧有体制，艺术史学家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写道：「就在我们需要一个关於艺术机构、广告和女性形象的具公信力评论之时，它出现在电视萤幕和书店里。」

　　这档电视节目从开场就定下了基调，卷发的伯格站在伦敦国家美术馆的瑰宝之一——波提且利（Botticelli）的《维纳斯与战神》（Venus and Mars）前，观众引颈期盼展开一场制式的艺术之旅：看专家如何谈论一幅名画。

　　然而，伯格却背对镜头，观众只听见了他用刀子划过画布割下维纳斯头部的声音。

　　如此明显的破坏行径（而且是对该美术馆最着名的馆藏复制品下手）引发了一场关於大量艺术复制品扭曲艺术本质的讨论，维纳斯的头部与波提且利的其他讽喻作品分离，它「变成了一幅女性肖像」，只是另一幅适合进行大量复制的美丽画作。

　　改编成书的《观看之道》开篇也很自然朴实地写道：「观看先於言语。孩子在学会说话以前，就已经学会观看与辨别。」

Seeing comes before words. The child looks and recognizes before it can speak.

　　伯格认为，环境背景对於理解我们所见事物及其方式的意义至关重要。自从相机（尤其是摄影机）在现代世界发明以来，环境背景已经发生了转变，削弱了艺术家长久以来贯彻的初衷。

　　举例来说，布勒哲尔（Breughel）所绘的一幅「钉死在十字架」的介绍影片，就无法将整体画面的复杂性忠实呈现。相反地，它呈现了一种对细节的叙述，进而扭曲了艺术家尝试传达的基本真理，伯格写道：「现代复制手段所做的就是破坏艺术的权威，将它从任何保存措施中挪开——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复制的画面挪开。」伯格於1972年提出的观点确实是革命性的，而「环境背景会改变艺术品的意义」在今天已经成为主流的正统观点。

　　《观看之道》可以被形容述为一本「反艺术的书」，除了彩色印刷的封面以外，内页插图的品质很差，而且都是黑白印刷。金钱的腐蚀作用或许是伯格最有力的论点，艺术品的价格甚至影响了哪些作品的复制品价格更好。

　　伯格写道，例如1960年代达文西（Leonardo Da Vinci）的《圣母子与圣安妮》（The Virgin and …

文｜Dr. Kate Lister

译｜林楸燕

　　如我们所见，历史上的人们为了试图治疗、对抗阳痿，而接受极端疗法。直到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核准西地那非（Sildenafil，商品名为威而钢〔Viagra〕），才终於出现一种有效治疗阳痿的方法。威而钢的问世不仅为全世界数百万男性带来了希望，它也将勃起障碍（erectile dysfunction）医学化。事实上，多亏了威而钢，我们才有「勃起障碍」的这个词。在蓝色药丸革命之前，没有人得到「勃起障碍」，他们只是「阳痿」，再加上不断後退的发线与中年发福，而不得不接受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如同威而钢的广告经理肯恩．贝格斯二世（Ken Begasse Jr）所解释：

　　仅称呼它为勃起障碍，而非阳痿，是辉瑞药厂与﹝广告﹞公司为了移除社会污名，所作的重大决定。最初的广告──以及其中许多的广告──虽然被视为是威而钢的广告，但其实是男性健康的广告。他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污名。

　　威而钢的效果，是当时辉瑞的英国科学家将它当作降低血压的血管药物进行测试时偶然发现的。当时以为威而钢能降低血压，但却出现出乎意料的副作用。此药物的作用是在性兴奋时增加流入阴茎的血流量，这代表「阴茎」（Captain Standish，1890）能够航行进港，而非搁於浅滩。临床实验受试者拒绝将药物送回辉瑞，这项副作用因而传开。

　　我们很常拿威而钢开玩笑，但它领导了一场性革命。根据《药学期刊》（Pharmaceutical Journal）报导，此药品在全球已开给超过六千四百万名男性了。据《时代杂志》报导，此药品刚上市时，其需求量庞大到医生们得用橡皮章，才能赶上开出处方笺的速度。当然，我们都知道有些傻子将威而钢用於娱乐消遣，他们相信服用威而钢，能让阴茎变成金刚战士，然而此药品不是为了他们而制造的。威而钢能提供更多「性交」的（dance with your arse to the ceiling，1904）机会。成功治疗勃起障碍，对於病患的心理健康有戏剧性的影响。二○○六年，在《一般内科医学期刊》（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上发表的研究发现，服用威而钢治疗的男性在「自尊、自信与性满意度方面显着提升。在各个文化里都能观察到，这些社会心理因素的改善，而且和勃起功能的改善有显着的高度关联。」

　　今日，前往药局或填写一份线上表格，就是你与快乐结局之间的距离，但在威而钢出现前的世界，事情并不是这麽简单。中世纪教会视婚姻（与性）为繁衍後代的必要行为。性行为对婚姻生活如此重要，因此十二世纪教会法《教令集》（Decretum）将阳痿视为婚姻无效的依据。在中世纪的世界里，几乎不可能离婚，即便真的准许离婚，在任一方仍在世时，两方皆不允许再婚。然而如果妻子在结婚时不知对方阳痿，此则被视为法律上对婚姻的障碍。下次你参加婚礼时，当主婚人询问在场的人士是否知道任何使得两人无法结合的「法律障碍」时，如果你知道新郎的「弟弟」（winkie，1962）故障，请记住，你在法律上有义务要告知在场人士。阳痿诉讼让中世纪女性能够带着丈夫到法庭，宣告婚姻无效，更重要的是，宣布婚姻无效时，两方皆能再婚。

　　对於中世纪的教会来说，这一切非常合理：没有性行为，没有下一代，没有意义。然而，这并非只是妻子宣告她的丈夫无法勃起，然後他打包家当离开的这般简单。教会不信任女性说的实话，当然也不喜欢宣布婚姻无效。教会热衷於人们「向前迈进，去繁衍」，在教会同意宣布夫妻分开前，需要符合几个条件。一般来说，夫妻必须至少结婚三年，才能向教会提出诉讼。如果丈夫否认指控，妻子则会被要求需要有证人，证明她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丈夫承认他有阳痿，夫妻的邻居则必须证实他们的人品诚实，并且他们看不到任何能反驳这项说法的证据。而重要的是，教会需要能够证明丈夫阳痿的「证据」。

　　但是你要如何「证明」你的丈夫无法举起神奇的「阴茎」（Johnson，1863）？今日，医生可能会进行夜间阴茎勃起（nocturnal penile tumescence，NPT） 测验、阴茎注射血管扩张剂测验，或甚至使用都卜勒超音波检查。但在十二世纪，只需要一群「聪明的妇女」、一位教士与称为「会议」的程序。在大多数因阳痿指控而起的婚姻无效程序，都需要进行会议，这意味着一群女性对受指控的男子进行公开审视，并持续努力的唤醒野兽。在《忏悔大全》（Summa Confessorum）中，乔巴姆的托马斯（Thomas of Chobham，1160-1230）建议以下事项：…

文｜Steven Pinker

译｜陈岳辰

　　人类给未知事件安上数字，就能量化自己对未来的判断。预测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影响政策、投资、风险管理，也涉及平日对生活的规画。试想下面列出的事件，写下你认为未来十年内成真的机率。其中许多事很难成真，所以我们的量尺末端刻度做精细一点，然後分出几个等级：低於千分之一、千分之一、千分之五、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五十以上。

　　● 沙乌地阿拉伯发展核武。

　　● 尼古拉斯．马杜洛（Nicolas Maduro）辞去委内瑞拉总统职位。

　　● 俄罗斯出现女总统。

　　● 比新冠肺炎更致命的传染病在全球大流行。

　　● 俄罗斯修宪，规定普丁不得再次参选总统，但他的妻子赢得大选，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他手中。

　　● 尼古拉斯．马杜洛因为激烈的罢工和抗争被迫辞去委内瑞拉总统。

　　● 中国境内呼吸道病毒从蝙蝠转移到人类身上，於是引发比新冠肺炎更致命的流行病。

　　● 伊朗发展核武并进行地下试爆，沙乌地阿拉伯为自保也开始发展核武。

　　我在某次调查里对数百位受试者提出类似问题，整理问卷之後发现有趣的现象：大家认为普丁妻子成为俄罗斯总统的机率比俄罗斯出现女总统的机率高，马杜洛因为罢工抗争下台的机率比马杜洛下台的机率高，沙乌地阿拉伯因应伊朗威胁发展核武比沙乌地阿拉伯发展核武的机率高，中国蝙蝠造成新疫情的机率比地球出现新疫情的机率高。

　　现在读着本书的你或许也同意其中至少一个对比句，因为问卷结果显示，认同一句以上的人多达百分之八十六。如此一来你就违反了机率的基础，也就是交集原则：复数事件（A及B）的交集机率必须小於或等於单一事件（A，或B）的机率。譬如从扑克牌中抽到偶数黑桃的机率一定比单纯抽到黑桃的机率来得低，因为黑桃不只有偶数，还有奇数。

　　前面八个事件两两一组形成四句陈述，每句话的前半是交集，後半是被交集的事件。比方说「沙乌地阿拉伯因应伊朗威胁发展核武」是交集，「沙乌地阿拉伯发展核武」是被交集的事件，後者机率一定比前者高，因为沙乌地阿拉伯有可能基於别的理由发展核武（对抗以色列、想拿下波斯湾主导权等等）。同样逻辑，罢工抗争可以逼迫马杜洛下台，但他也可能因为别的理由下台。

　　为什麽很多人弄反？因为每组里的後半句话抽象空泛，人类心智较难掌握意义。作为交集的前半句话不仅脉络明确，还拼凑得出故事剧情，大脑很容易转换为具体画面。如果交给直觉判断，越容易想像的事情感觉机率越高，越清晰的画面感觉越可能成真。换句话说，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认为交集的发生机率大於被交集的元素，康纳曼和特沃斯基称之为「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

　　所谓的「名嘴」常以生动描述发表预测，才不管什麽机率问题。《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一九九四年采用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的专文报导作为封面故事，标题为「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The Coming Anarchy），他预测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人类会为了争夺包括水在内的稀缺资源陷入战乱，奈及利亚攻下尼日、贝南和喀麦隆，以非洲为起点的战火袭卷世界，导致美国、加拿大、印度、中国、奈及利亚分崩离析，拉丁美洲各国与墨西哥之间不再有国界，加拿大亚伯达省与美国蒙大拿州合并，美国大城市犯罪率节节飙升，爱滋病人口不减反增，同时还会遭遇十数种大型天灾人祸。文章非常轰动（连当时的美国总统柯林顿都叫白宫官员仔细读），但现实世界里各国内战逐渐减少，无法取得乾净水源的人口下降，美国犯罪率屡创新低。距离文章发表不到三年，新的爱滋病疗法有效延长了患者寿命，各国疆界超过二十五年动也不动。

　　特沃斯基和康纳曼解释何谓合取谬误时举了一个例子，後来成为有名的「琳达问题」：

　　琳达三十一岁，单身，说话直接，脑袋机伶。大学主修哲学，学生时代相当关注歧视和社会正义议题，曾经参与反核游行。请分析下列陈述的可能性。

　　● 琳达在小学任教

　　● 琳达积极参与女权运动

　　● …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在北投的教室上课，2021年底的樱花还不见花苞，但料峭的寒意已披上枝头，地热温泉的袅袅烟雾和硫磺味，并不带着诗意的浪漫，只是更提醒了初寒的提前到来。不敢认真读，怕一字一句读入了心，讲师教的内容全部都抛在脑後。是正确的，从北投宿舍回到家後，电视机刚好也坏了，乾脆不买省事省钱，认真的，字斟句酌的字字读入了心。

　　每朵花的背後，都代表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读王定国的小说，其实不难发现，他笔下的故事出现花的意象频率很高；有时是女主角的名字，有时是故事本身，也甚或是栽种或品花、赏花的过程。中年牙医冷淡无味的婚姻生活，碰上灿烂丰美青春无敌的少女李碧茵，很快就投降沦陷，碧茵就彷佛是他亲手栽植的花籽，看着她发芽、成株、开花、结果。他参与了碧茵成长的过程，从胆小、羞怯一脸懵然的小女孩，蜕变成花季里最耀眼的那一丛盛开，最後，再亲手毁灭了她。

　　我们一直以为他只是把碧茵当成一时性起的对象，身体的诱惑大於爱情上的，因此常常与少女的天真专情追爱，呈现对峙的局面，所以张斯林说了：「如果你还是坚持要去（偷情的日本樱花饭店），我们就不要再见面。」谁知一念执着的碧茵决裂的在日本死去，雨季的樱花还没盛开，青春便溘然而逝。专情执着的女性，为了爱情牺牲一切，肉体与生命置身事外，没有爱便不能活。如同书中扉页的一段话；「樱花要是碰到雨，花期特别短。」、「比爱情还短吗？」李碧茵的爱过一回便是她人生中的一辈子，如同凋零的樱花，即使短暂的盛开，也要火热的灿烂一回。

　　关於女人的皮肉骨

　　「访友未遇」这篇故事里写幽兰小姐，深度的观察能力，描摹女性的书写功力相当深厚传神，书里是这样写的：「幽兰小姐当然也谈不上美，甚而可说有点不美，幸好颇难得在她脸上有个特色，虽然脸型不大，却在那颧骨下方延伸到嘴角上缘之处，很可爱的膨着粉粉的婴儿颊，这很可贵，再美的酒窝也要凹进去才美，它却像个仙桃那样软嫩的直接凸显，一看就知道以後会是个被疼爱的人。」

　　生之半途写貌美的妻子：「惠穿着高跟鞋，那双小腿偏离地面，硬撑着窄裙里微翘的小屁股，走起路来像要去摘星，蹭着蹭着彷佛就要飞上天际……她就像冬去春来自然抽长的苗栽，裸露的小腿不再需要高跟鞋，腰间体态已变得轻盈又柔软，套上短洋装就有一股妩媚飘逸在头颈之间。」

　　而「妖精」里的女人甚至没有长相，只用了短短的几句话形容她：「她忽然听下脚步，悄悄掩在一处无人的屋角，那两只眼睛因着想要凝望而变得异常晶亮，只有长期处在荒村般的孤寂世界里，才有那样一双专注的眼神吧……我想父亲是错过了；倘若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个值得深爱的人。」

　　前两段是形容女子的皮肉色相，然而妖精里写出的是女人的骨，神韵、气质、脾性和内里，王定国写女人时信手捻来几段只字片语，让书里的女人彷佛都有生命，瞬间鲜活立体，漂亮的女子人人爱看，而王定国书里的女人，却往往让人想一读再读，低回不已。

　　缓开的茶花是种来等待的—男人的後悔和眼泪

　　王的书中套路其实有许多大同小异之处；专情美丽的女人，一心爱着心爱的男人，可惜的是男人明白到爱之深切已然太晚，女人已经离去，於是展开了一段段的追悔或追寻之旅，书里男主翁的母亲总是慈爱善良，父亲常常拐瓜劣枣，劣行劣迹令人不忍直视，男主翁永远有一个得不到的女神，为了这个女神的存在而痛苦而追寻而等待，最後总是有一个像幽兰或是妖精那样痴心盼望等在身後的女子。书里也充满了射手男毅力坚定追根究柢的精神，不论如何一定要追到正确的答案，生之半途被貌美人妻离掉的中年男子，不论爱恨、抛弃或背离，就算妻躲到天涯海角，生死人间，都要追到结果。

　　後悔之後，其实免不了还是要哭一场的，所以我们在书中，王不吝啬地写出了很多男人的眼泪；在噎告里男人终於知道妻子离开的原因是因为爱，是因为不想失去，一开始的臆测与挫败在开信的那一刻得到答案，於是後悔、不舍，和更多更多情感的力量在一瞬间涌现出来，於是有了这段哭泣的场面：

　　「其实有些悲伤是没必要浪费掉的，反而让他酝酿到饱满，然後到非哭不可的瞬间一次爆发，这样的哭声就不会太过软弱，我觉得这才是以後的生命最渴望的力量。」

　　而在「樱花」里，碧茵的弟弟半夜带来姊姊的死讯，痴情少女心心念念的是要让这个男人在最後帮她装上在这里做的牙齿，女人要的完整，仅仅不过只是这简单的要求，不知情的弟弟还担心牙医有所忌讳，折弯了一只腿，碰的一声要给张斯林磕头，殊不知眼前这人，其实就是害死姐姐的凶手。这颤抖的张斯林瘫坐在圆椅上，想着要不要先把瓷牙拆下来稍作一番车磨粉饰，或是回到客厅乖乖地陪女儿弹琴，然而转念一想，觉得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让自己平静下来了，这时候他只好勇敢的奋力一搏，开始放声大哭。然後我们开始明白，每个痛哭的男人背後，都有一个说不出口的故事。

　　身体的记号-疤痕与黑痣

　　你用来想像的，往往是你得不到却最想要的。

　　生之半途里，年纪半百，中年失婚的成功男性，对着每天和他朝夕相处的小秘书意淫，从爱人身上失去的，在性幻想里完成。在女秘书丝绒小姐裸露领口里的肩颈，白透透一片深雪，一颗痣就在那里栖息着，好比破晓时分的天边一粒孤星，王写女体，极美极梦幻，女人的身体在他的笔下，是最高品质的赞叹，是女体崇拜近乎变态到爱之可以死的地步。在生之半途里，失婚的中年男子对年轻美丽的女秘书在心里说着；如果你肯爱我，我愿意答应不要活太久。在王的故事里，通篇充满着得不到的女神角色。「那麽热，那麽冷」这一篇里的蔡紫式肚子上的刀伤，描写得相当钜细靡遗—他用的是一把雕刻刀，从左腹戳下，没有想像中的剧痛，进去的瞬间才发现刀锋过短，既不想拔出再下一城，只好打横了握柄，彷佛母亲的针线从衣背穿出，硬是由里往外捅出了另一到肉坑，而那把雕刻刀像支寂寞的串烧横在两道伤口中间，故事里的每道伤疤里都躲着一个女人，在结痂的肉芽里微弱的呼吸，永远不会衰老死去。

　　书里的弃婚女主角蔡瑟芬说，「冬天的萧瑟，冷雨穿过皮肤的颤抖，死前最後几秒钟……」男主角蔡紫式不想听下去，往前推出喝完的空杯子，逃遁式站了起来，瑟芬说：「你的身上也有，阿紫，很多年前我就看到了。」所以阿紫和瑟芬的睡房永远窗明几净，幽微浪漫的主卧室里只能允许一个熟睡的蔡紫式，因为他不能忍耐有个女人在他睡着的时候躺在旁边，尤其是在半夜两点三十分之後，那是他的界线，那时的房间已经飘起狂骚的野腥，而天将微亮的虚无感正在开始逼近。

　　春寒时分读这本《夜深人静的小说家》，即便字里行间的冷冽让人不时在牙缝间发出嘶嘶的声音，但不知为什麽却舍不得放下书来，就像千辛万苦跋涉攀爬到峰顶，旋身回头一看，竟是断壁深渊，激烈的冲突矛盾在故事的情节里激荡，作家射手男的爱有多深，痛就有多冷。有兴趣感受的读者不妨可以一睹为快。

书籍资讯

书名：《夜深人静的小说家》

作者：王定国

出版：印刻

日期：2021

[TAAZE] [博客来]

文｜Graham E. Fuller

译｜蓝晓鹿

　　从某个方面来说，「没有伊斯兰教的世界」是一个荒唐的说法。我们不能改写历史，我们也无法真实设想，某些历史事件不曾发生，世界会是怎样。换言之，只要开始了「如果」开头的讨论，那就是开启了一个无止境的假想。虽然市面上有好些书正是以「如果」起头：如果九一一没有发生？如果一九一四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没有遇刺，一战失去导火线？如果列宁没有从德国由一节火车车厢秘密送至苏俄，就会没有十月革命？如果南方的美利坚邦联打赢了美国内战？如果这些事情发生了，今日的世界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吗？还是长期而言，趋势并没有改变？

　　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此类思考练习的重点是，用想像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历史，之前没有注意到的部分会以一个新的风貌和轮廓出现在我们面前。也许历史是今天的样子，只有51％的可能，这样的思考只是昭示了其他到头来没有为主流的49％。但是他们其实依然还是存在的，可能屈居表面之下，却依然发挥着影响力，影响着未来的事。

　　1980年代的时候，我曾任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会议的副主席，负责进行远程战略预测。我们不时进行一项脑力快转练习，对分析局势剖有启发性：就是假设一个重大事件在未来发生，不管看起来有多不可能，然後迅速写下相关的细节，介绍事发经过。

　　比方说，假设沙乌地阿拉伯发生了一场激进伊斯兰革命，事情如何发生？有哪些具体场景？假如有一天中共垮台了，事态会如何发展？每天会发生何种变化？什麽隐藏的力量，目前未被发现，有可能在未来崛起？这般练习的目的就让平时觉得不可能，或者没想到的可能，变得有血有肉，并且提升我们对「料想不到」、「微乎其微」事件的敏感度。这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想像力训练，是许多专业训练中其中的一项。

　　此书也是本着同样的思路，检视发生在中东的重要事件，试图辨识出伊斯兰教之外的重要原由，也就是说即便没有伊斯兰教，这些原由会让事情演变成大致类似的样子。本书试图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凸显出原本我们没有注意到的特徵。即便读者未必认同某些假设前提，或者解释，但是我相信，看完本书之後，你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看待穆斯林世界了。因为我们突然看见了影响事件的其他因素，并且重新考量我们的分析。

　　也许有些读者对本书的分析有不同的看法，那很好。我知道我所做的判断。确实，我也可以写出与现有内容相反的论调，这些不是重点。重点在於，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个简单的假设，那就是伊斯兰教是中东世界的全部，是所有问题的原因，也是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不去了解造成当今现状的其他更深的更体系的问题和原因。

＊＊＊

　　本书接着会检视政治学家杭廷顿先生在名着《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的「伊斯兰的血腥边境」一说。我们这里真正要讨论的是什麽？我检视了伊斯兰教和其他主要文明之间长期的关系：西方欧洲世界、东正教的俄罗斯、印度教的印度以及儒教的中国。它和其他每一个文明之间关系复杂，且不断调整适应，相互影响。这些关系提供了一个更细致的图景，就是伊斯兰教如何经营和其他文明和宗教的关系，而不是像普遍认为的只是恐怖和对立。

　　部分读者可能质疑本书更着眼於伊斯兰教对西方世界的不满，而不是外头世界对伊斯兰教的不满。事实确实如此。首先，因为穆斯林对西方世界的长期积怨，从来不为西方世界所了解。关於穆斯林对其他文明，如基督教、印度教或犹太教，历来所犯暴行已经有很多论着，我若想写也可以长篇累牍。但是从穆斯林的角度，也可以讲述别人对他们做了什麽。本书的目的不是在相互的血祭诽谤（blood-libels，编按：指过去欧洲关於犹太人用血祭祀的谣言）中加入其中的一方，只是希望让大家看到更多历史事件，特别是发生在「文明断层线」上的历史，也就是说伊斯兰教文明和其他主要文明接触的时候，发生了什麽。审视这些事件，我们就会发现种族的对抗远甚於伊斯兰宗教的角色，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对抗有没有因为宗教差别而加剧。

　　本书的最後一部分探讨了当今穆斯林世界的愿景。首先从穆斯林对殖民强权的反抗史入手。我们可以看到在较近期的时间，中东地区对西方帝国势力是如何发展成形的，以及反帝国思潮如何深深影响了中东的世界观。我留意到，其他文化中的反西方言辞和行为，其中包括中国，这说明了西方帝国干涉主义的议题上，穆斯林的观感和其他亚洲国家有多麽雷同。

　　我也关注了一下当代最急迫的话题：圣战、反抗、战争以及恐怖主义。这些议题主宰着媒体，栩栩如生的再现在大众面前。一方面它们理应得到大量关注，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在制造恐慌，并不乏有夸大不实之处。这到底是宗教范畴还是地缘政治的范畴？在最後一章结语中，我回到几个特别的政策议题，提供的简洁而明了的观点，说明如果我们想从牺牲太多、代价太高的泥淖中脱身，我们的观点跟政策应该要大大的改变。

　　本书除了伊斯兰教之外，也讨论的不少其他与伊斯兰相邻的文明，如拜占庭、俄罗斯、西方基督教、印度和中国，份量比起伊斯兰教来说，只多不少。我想要论述的重点是，不管在文化预设、期望以及世界观各方面，伊斯兰都有能力与其他文化共存。当今穆斯林社会普遍对西方价值感到怀疑跟恐惧，事实上，许多开发中国家也都如此，尽管他们可能在文化细节上不尽相同。换句话来说，困扰着西方世界的穆斯林价值观和特质同样也存在於一个「没有伊斯兰教的世界」中。

　　本书是一个论证，而不是一段叙述。我企图指明，一般历史记载所忽略或掩盖的特定趋势或力量。藉由「如果没有伊斯兰」这个问题，我试图呈现，除去伊斯兰因素，中东局势为何且如何发展的新视野。最後，我希望读者把伊斯兰教看做整个世界复杂的人文、政治及宗教经验的一部分。如果有所谓的「伊斯兰教问题」，那麽这也是我们的问题。

（本文为《如果世界没有伊斯兰》部分书摘）

书籍资讯

书名：《如果世界没有伊斯兰：面对地缘政治新变局，来自美国中情局的战略思考》 A World without Islam

作者：Graham E. Fuller

出版：广场出版

日期：2022

[TAAZE] [博客来]

 …

走在摇滚界与时尚界尖端的摇滚变色龙大卫．鲍伊（David Bowie），一直以来人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向他致敬。西班牙知名插画家玛丽亚．艾塞（María Hesse）与地理和历史教授法兰．路易兹（Fran Ruiz）因为深受大卫．鲍伊影响，协力出版了《David Bowie：百变前卫的大卫‧鲍伊》一书，这是他们的致敬方式。有鉴於大卫．鲍伊是一位掩饰的高手，书便揉合了真实生活片段与幻想元素，画写出大卫．鲍伊人格中最有趣也最谜样的部分。

《David Bowie：百变前卫的大卫‧鲍伊》（Bowie: An Illustrated Life）作者导览

喜欢大卫．鲍伊的人们，能在《David Bowie：百变前卫的大卫‧鲍伊》一书，一窥这位变色龙的童年生活到被诊断出癌症後的最後录音时光。在工人阶级家庭成长的他，是如何面对兄长的精神疾病；在年轻成名时沈迷毒品、戒掉毒品时，其他的音乐人却死於服用过量；爱情与生活的斗争…少见描述鲍伊成为父亲的喜悦。整本书令人再次重新回味大卫．鲍伊，对这位无与伦比的巨星致上崇拜与敬意。

《David Bowie：百变前卫的大卫‧鲍伊》诚品独家书衣版｜尖端出版

如果没有看书的前言导读，读者会以为这就是本人的自传书籍，但是，这是一本虚构的、以大卫．鲍伊第一人称视角出发的传记书，虽然许多事实的确与大卫．鲍伊经历相吻合，但是多了作者想传达他极少表现的感性、温柔及私人情绪。两位作者参考了大卫．鲍伊所有的书籍文献及影片、纪录片资料。作者在书的前面清楚写到：

本书有几个面向─ 首先，这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最具象徵意义的其中一名艺术家，进行了数小时的纪录结果。

第二，这是一本再创作的传记，有关一谈论自己便相当游移不定的某人；每当提到自己时，这人对於自己所说过的话总是故弄玄虚。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本书出自於崇拜且喜爱大卫．鲍伊的 两个人，因为大卫．鲍伊的音乐与艺术对这两人的生命影响颇深。

鲍伊是一名做作与掩饰的高手，而为了叙述他的历史，我们决定采用同样的特质。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的英雄告诉我们，以单一视角来看事情——即便力图诚实——可能造成更多的谬误，而呈现支离破碎与模棱两可的结果。我们明白一部传记难免会成为一部虚构作品，因此我们决定将鲍伊的真实生活片段与幻想元素揉合在一起。透过这个方法，我们企图走近他人格中最有趣也最谜样的部分——也是我们从未了解之处——去想像大卫．罗伯．琼斯这个人在他生命的不同历程里是如何思考，且又有过何种感受。我们试着以直觉来看他，如此就没有任何假象。

我们希望您会喜欢这本书，并更了解鲍伊。或许在看完这本书後， 您会想聆听一张好专辑，那麽也许您可以从《称心如意》或《车站到车站》开始——我们数十年来，都沉醉在这些专辑里。

试读最後篇章：我不会揭晓答案

我在手术後醒来，得知自己因心肌梗塞而几乎丧命。该是以恢复健康为重心的时候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在城市里散步、阅读、听音乐和作曲，最重要 的是，我看着蕾西长大，像其他父母一样带她去公园。

我仔细挑选一些可以与伊曼一起出席的活动，只参加那些不会对我的健康造成危险的表演，以及特别能激励我的表演。

我在二○○五年九月返回舞台并参加了「时尚摇滚」，那场表演的目的是为卡崔娜飓风的受害者筹集资金。在观众的期盼下，我将一只眼睛涂黑，并将一只手缠着绷带，缓慢且虚弱地登台，而〈火星上的生 命?〉 在我的诠释下听起来与二十一年这首歌走红时颇为不同——如今的我谈论的是痛楚，我个人的痛楚和路易斯安那州饱受摧残的痛楚。

二○○六年，我又在公开场合表演了两次。第一次是与大卫．吉尔摩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向席德．巴雷特致敬，第二次则是在十一月与艾莉西亚．凯斯一同为非洲儿童爱滋病预防运动筹集资金。我并未意识到这将是我最後一次登台。

我们在家里的生活和往常一样，朋友经常来拜访我们。我继续作曲，但没有发行新专辑的压力。我不再像前些年那样会因外表完美而有虚荣心，我是一个快六十岁的男人，永保青春毫无意义。当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时，我认出了镜中人，也接受了镜中人。我这一生都努力地重塑自己，并为此在情感上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许最後的结果并不如我所梦想的那般胜利，但我感到快乐与平静。

《David Bowie：百变前卫的大卫‧鲍伊》书内插图（不按文章顺序）

我并未忘记那片黑影，它再度隐藏在光线到不了的角落。我知道它在等我，我也习惯了它的存在，而它几乎就跟随在我身旁。

我的儿子邓肯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他的第一部剧情片《2009月球漫游》於二○○九年上映，预算极低却好评如潮，赢得两项国际大奖和一项英国电影电视学院奖。毋庸置疑，我们对科幻电影都有着相同的热情，但我在整段宣传期间都未曾介入。邓肯很有天赋，大家所认识的他，不会只是我的儿子。我和他一起出席这部电影在纽约翠贝卡电影节的首映会，看到他的成功我很高兴。我经常因昔日未能好好照顾儿子而感到内疚，但如今我看到那毕竟没有对他产生不良的影响，这让我感到欣慰。

我的桌上渐渐地堆满了作品，是足以结集成一张专辑的扎实材料。我再次与我的制作人兼朋友东尼．维斯康蒂会面，当我们再度坐在录音室时，东尼惊呼：「这将是我们的『比伯军曹』专辑。」每次我们开始录制新专辑时，他都会这麽说。

我召集了我熟悉的音乐人，包含札克．阿尔福德、盖尔．安．多尔西与格里．伦纳德。他们签署了保密协议，禁止对新计画发表任何言论。无论如何，他们都对我很忠诚，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他们。

我很早就抵达工作室，然後大家便开始工作。到了下午六点，我告诉夥伴要工作到隔天才能完成；有时，他们会惊见我在工作时穿着家里的室内拖鞋。终於，在大家的预料之外，《翌日 …

文｜Jason De Leon

摄｜Michael Well

译｜赖盈满

　　越界与跨界

　　我会接触边境议题，其实就只是二○○八年秋天某次晚餐聊天的结果。当时我刚读完研究所，在华盛顿大学教书，不晓得接下来该研究什麽。为了博士论文，我做了两年田野，检视了几千块黑曜石碎片，以便掌握古奥尔梅克文明的政治经济样貌。奥尔梅克是中美洲第一个伟大文明，而我在遗址发掘期间和许多墨西哥本地人共事，对他们的生活愈来愈感兴趣，後来也和其中不少人变得很熟。他们不仅对移民美国非常有经验，对亚利桑那沙漠上的「威慑预防」策略也有切身体会。

　　博士论文一完成，我就挥别古代石器，做了几次很有问题的职业选择，最终决定转换跑道，成为民族学家。身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宾州州立大学博士班的毕业生，我一直相信人类学对知识生产的主要贡献就是它对人的境遇（human condition）的探究是全方位的，不只考察过去，也研究现在与未来。而人类学综合考古学、生物学、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手法，也让我们拥有许多工具与方法来探讨人之为人的道理何在。顺着这个逻辑，不论你是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人骨学家或语言学家，其实最後都是人类学家。我们不仅这样告诉学生，自己也深信不疑。我转换工作跑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只是跟着自己的人类学兴趣走。

　　那天晚上，我和一位考古学家朋友吃饭，席间聊到伍瑞阿的那本《魔鬼公路》。作者在书里动人描绘了二○○一年死於尤马区的十四名边境穿越者的悲惨遭遇。当时我已经决定研究迁移者，只是主题还很松散，因此便把那本书列进学期书单，想说或许能有些灵感。朋友说：「我跟你说，我们在亚利桑那沙漠做考古调查的时候，经常看到迁移者留下的东西，有一回还捡到一个背包，里面有一封西班牙文情书，真是令人鼻酸。」说完她还开玩笑：「搞不好有哪个怪咖决定考古一番，研究那些东西咧。」一个月後，我人已经在荒凉的土桑南部，目瞪口呆看着堆得奇高无比的空水瓶和被扔掉的衣服了。

　　二○○九年，我开始进行无证迁移计画（Undocumented Migration Project, UMP）。我的目标并不大，只是想验证一个想法：要了解边境穿越者的技术演进和秘密迁移（clandestine migration）背後的经济体系，考古学可以是个很有用的工具。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现象还涉及其他问题，而考古学只是我求得答案能使用的众多工具之一。我在草拟阶段先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虽然民众和学界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却几乎没有学者或记者尝试仔细描述非法迁移者涉及的实际迁移行动本身。近来讲述边境穿越的第一手报导大多出自譁众取宠的记者奇想，这些记者到边境找几个你说什麽他就信什麽的墨西哥人，然後像影子般紧跟着他们往北方（El Norte）走。他们裤子的後口袋里塞着护照，有恃无恐地追着迁移者的屁股跑过沙漠，写出来的东西在我看来大有问题，充其量只是满足美国消费者的「我也来冒险系列」而已。因此，无证迁移计画的目标之一就是针对迁移过程收集扎实的（robust）资料，以提供现有文献之外的另一种叙事。

　　记录无证

　　由於无证迁移总是暗中进行，而且非法，学界观察往往隔靴搔痒这点也就不令人意外了。例如查维兹的《暗处人生》和史宾塞的《偷渡》是两本极为出色的作品，对边境穿越做出了不少细致的洞察。但两人的研究在我看来都有局限，不是资料多半来自事後收集，就是所有描述几乎都从访谈而来，史宾塞本人也指出了这个问题。但话说回来，我同样不认为民族志研究视为方法论基石的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是了解这类迁移的恰当工具。

　　医疗人类学家霍姆斯在近作《新鲜水果与破烂屍体》开头提到他和一群特里基人（Triqui）偷偷摸摸穿越索诺拉沙漠的经过，他是在华盛顿州西北部一座农场做研究时认识这群原住民的。霍姆斯在书里写道，他会和这群对话者一起穿越边界，是因为「我刚做田野不久就了解到一件事，想对苦难、暴力和迁移进行民族志研究，就非得亲身造访对於拉美迁移者无比重要的苦难现场」。虽然我能了解他渴望更了解自己研究的无证农工，贴身观察他们生活里的一个关键面向，但我始终对这类民族志研究感到不自在。

　　五年研究期间，我在诺加莱斯遇到不少人邀我一起穿越沙漠，但基於一些理由，我都婉拒了。首先，我一直相信我亲自穿越边境只会替我的报导人增加无谓的风险，而且这样做就算不会拉大我（大学教授）和信任我、分享个人遭遇给我的劳工迁移者之间的上下关系，也会巩固尊卑之别。让对话者身陷危险，而我却有公民身分作为後盾，这样的研究设定（research scenario）和我服膺的人类学并不相合。其次，虽然这点在我看来比较不重要，但美国公民从非官方口岸穿越边界是「入境未经检查」，属於犯罪行为，尽管只是民事违法，却可能妨碍我就业和申请联邦经费。而且一旦我选择这个做法，结果出事了，本来就常对这类研究落井下石的右翼媒体肯定会这样下标：「墨西哥教授协助不法者穿越沙漠，且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公帑买单。」

　　我认为霍姆斯尝试「目击」偷渡过程还有一个问题没有人提及，那就是他的亲身参与其实很干扰，以致整段经历不可能「正常」。霍姆斯本人也提到，他和一群迁移者处在一起除了让人口贩子很紧张，贝他组织也对他另眼相看，导致同行的迁移者会问他能不能开车载他们到凤凰城，以通过边境巡逻队的检查哨。此外，这些特里基人也很清楚，要是这位老外同伴出了什麽事，他们就惨了。我们不难想像，如果一名美国研究生跟着一群无证迁移者穿越沙漠结果丧了命，媒体会怎样加油添醋。基本上，不论霍姆斯愿意与否，只要他想观察偷渡过程，他就会成为同行者的关注焦点与负担。摄影记者安讷里诺对此也有亲身体会。他在横越尤马区时生了病，结果害得他的拍摄对象，也就是那群墨西哥边境穿越者被迫分心照顾他。虽然拥有公民身分也敌不过响尾蛇和中暑，但这些「有证」观察者永远不必担心自己会被郊狼在沙漠里丢包，或被边境巡逻队的警棍手电筒打成脑震荡。

　　虽然跟迁移者同行立意良善，但这些人类学家和记者有权进入美国，就算被捕也一定会获释。霍姆斯描述他穿越边境的经历时，常提到他有律师可以求援，而身为一个研究迁移者的学生更是确保他一定能免於牢狱之灾。虽然他被拘留时不能用电话，上厕所也没有卫生纸，却可以单独拘禁，并且得到执法人员的特别待遇，这些在在凸显他的在场对所有相关人等是多麽反常。边境巡逻队威胁用非法入境的罪名起诉他，但事後证明这是他们惯用的恫吓伎俩，跟他是否为公民无关。到头来，人类学家只是被边境巡逻队警告了事，但他那些无名夥伴却全被处理掉并遣送出境。

　　最後，我始终觉得这种参与观察很有问题，因为焦点往往落在写作者的个人感受，却不一定能让人深入了解拉丁裔边境穿越者所承受的恐惧与暴力。霍姆斯形容自己感觉「像一头被捕猎的兔子任人宰割」，但同行夥伴的声音不是被隐去，就是彷佛不存在。不仅如此，记录事件经过的三张照片里，有两张将霍姆斯摆在正中央，图说也写成「作者和特里基人在边境沙漠合照」。我们只看到喜笑颜开的人类学家，读到他遭受的苦痛，其余夥伴统统沦为无名无姓的无证边境穿越者。因此，尽管我认为这本书很有价值，霍姆斯揭露了原住民农工遭遇到的暴行与种族歧视，但作为民族学家，我们必须对参与观察法的使用脉络更严谨，描述亲身目睹他人的创伤时也要更斟酌。基於这点，我的秘密迁移研究努力不把边境穿越者描绘成浪迹沙漠的无名影子，而是有血有肉、时时在那片土地求生或死去的人，他们的声音与经验比什麽都重要。

　　辛格和梅西的作品给了我许多启发。他们指出无证迁移并不如大众媒体渲染的那样，是个乱无章法的事件，而是一个「定义明确的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迁移者在过程中动用各种人力与社会资本以克服美国当局设立的重重障碍」。无证迁移计画一直意在提高这个社会过程的民族志资料解析度，同时避免直接观察非法秘密活动所可能衍生的问题。因此，这些年来我不画地自限，从人类学工具箱借用了各种方法与理论。各位很快就会发现，这本书运用了人类学四大领域，也就是民族志、考古学、监识科学和语言学，好让我们更了解无证沙漠迁移这个社会过程。从许多方面来说，这项计画都是在挑战成见，从全观式人类学（holistic anthropology）的可能性到它如何应用在政治动荡场域都是如此。

　　倘若各位觉得我有时措词强烈，不是标准的学术语言，甚至不做翻译直接引用墨西哥俚语，那是因为我想呈现对话者的直率、嘲讽与幽默，以及他们所处环境的那种恶劣；而且不论就个人或大众来说，我都看不出在我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掌握偷渡迁移过程中无所不在的混乱、暴力与悲喜交织时，「淡化」（tone down）我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有什麽好处。和许多研究拉丁裔无证迁移的学者前辈一样，我也希望打破往往太过「无害」的人类学论述语言，以及相关的地理、文化、政治与经济框架，进而证明游走在「主流论述与边缘论述」的边界之间，是多麽有助於催生新的知识和文化理解形式。

　　我一开始研究这群流动人口就发现，必须采取多重场域的民族志研究策略，才能捕捉迁移过程的各种因素。这些年来，我在各州、各国和各大陆追着人跑。我在二○一三年造访厄瓜多十天，访谈了几十人，二○一三至二○一四年数次短暂停留纽约，还打了二十几通国内、国际和视讯电话，但书里绝大多数的民族志、监识科学（第三章）和考古资料（第七章）都是在墨西哥边境的诺加莱斯和北部的艾尔塔，以及诺加莱斯和沙沙比之间的土桑区沙漠（参见土桑区地图）收集到的。

　　二○○九至二○一三年，我访谈了数百位正在迁移过程中的男女，年龄在十八岁到七十五岁之间，谈话地点包括公车站、街角、餐厅、酒吧、人道收容所、墓园，还有其他边境穿越者出没的地方。访谈对象大多数是墨西哥人，但也有中美洲人。我和他们的互动通常是非结构式的访谈，因此我会视情况做笔记、使用数位录音笔，或两者都用。有时我会给对话者看沙漠和其他迁移相关事物的照片，请他们发表看法。此外，我还花了大量时间观察土桑的遣送作业，在边境巡逻队的陪同下参观政府设施，并实际踏上迁移者穿越沙漠的小径。

　　绝大多数访谈我都以西班牙文进行，然後译成英文，只保留部分用语以原文呈现，凸显说话风格。由於一般人讲话通常漫无边际，不时兜圈子，或因为故事复杂而讲得没有条理，有时我会略加编辑，在维持叙事流畅的前提下，去除冗赘的部分。 但我改动得很少，而且非常谨慎，尽可能忠於对话者的口吻与原意。为保护当事人，书里提到的人物一律使用化名，并更改部分个人资料，只有死者和失踪者使用真名，因为他们的家人希望「真实」呈现他们的故事，以确保离去的人不被遗忘。

　　描写暴力

　　暴力是本书的首要主题：暴力如何在沙漠里被建构出来，从中得利者如何看待暴力的效益，受害者又如何体认其毁灭性。无证迁移者一方面深受美国经济的吸引，一方面又受到美国移民查缉措施的重击，这样的遭遇一般可以称为结构暴力。这种暴力是间接的，因为它是联邦政策的後果，不是某个人的错。没有人为此负责。此外，这种暴力通常不是当场发生，往往被视为出於「自然」因素，以致很容易遭到州政府否认，被沙漠环境抹去痕迹。本书对结构暴力的分析与切入的视角大小，会依据脉络、时机和分析目的而异，有时探讨联邦执法单位的论述和大型基础建设，有时则是赤裸披露政策承受者的切身感受。

　　这样做是为了近距离呈现暴力的面貌，避免「洗白」暴力，同时也是为了提供齐泽克所谓的「侧面瞥视」（sideways glance），好让我们用新的角度思考边境穿越和伴随而来习以为常的（routinized）痛苦与煎熬。理论上，这样的做法得益於两个主要论点。首先，人以外的事物（如沙漠）在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见第二章），因此应该将其视为边境巡逻队查缉策略的关键因素。其次，迁移者在沙漠的死亡方式反映出他们在政治上任人摆布，而为他们的屍体作传（postmortem biography）有助於我们洞察影响深及另一个半球的创伤如何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