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ason De Leon
摄｜Michael Well
译｜赖盈满
越界与跨界
我会接触边境议题，其实就只是二○○八年秋天某次晚餐聊天的结果。当时我刚读完研究所，在华盛顿大学教书，不晓得接下来该研究什麽。为了博士论文，我做了两年田野，检视了几千块黑曜石碎片，以便掌握古奥尔梅克文明的政治经济样貌。奥尔梅克是中美洲第一个伟大文明，而我在遗址发掘期间和许多墨西哥本地人共事，对他们的生活愈来愈感兴趣，後来也和其中不少人变得很熟。他们不仅对移民美国非常有经验，对亚利桑那沙漠上的「威慑预防」策略也有切身体会。
博士论文一完成，我就挥别古代石器，做了几次很有问题的职业选择，最终决定转换跑道，成为民族学家。身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宾州州立大学博士班的毕业生，我一直相信人类学对知识生产的主要贡献就是它对人的境遇（human condition）的探究是全方位的，不只考察过去，也研究现在与未来。而人类学综合考古学、生物学、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手法，也让我们拥有许多工具与方法来探讨人之为人的道理何在。顺着这个逻辑，不论你是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人骨学家或语言学家，其实最後都是人类学家。我们不仅这样告诉学生，自己也深信不疑。我转换工作跑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只是跟着自己的人类学兴趣走。
那天晚上，我和一位考古学家朋友吃饭，席间聊到伍瑞阿的那本《魔鬼公路》。作者在书里动人描绘了二○○一年死於尤马区的十四名边境穿越者的悲惨遭遇。当时我已经决定研究迁移者，只是主题还很松散，因此便把那本书列进学期书单，想说或许能有些灵感。朋友说：「我跟你说，我们在亚利桑那沙漠做考古调查的时候，经常看到迁移者留下的东西，有一回还捡到一个背包，里面有一封西班牙文情书，真是令人鼻酸。」说完她还开玩笑：「搞不好有哪个怪咖决定考古一番，研究那些东西咧。」一个月後，我人已经在荒凉的土桑南部，目瞪口呆看着堆得奇高无比的空水瓶和被扔掉的衣服了。
二○○九年，我开始进行无证迁移计画（Undocumented Migration Project, UMP）。我的目标并不大，只是想验证一个想法：要了解边境穿越者的技术演进和秘密迁移（clandestine migration）背後的经济体系，考古学可以是个很有用的工具。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现象还涉及其他问题，而考古学只是我求得答案能使用的众多工具之一。我在草拟阶段先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虽然民众和学界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却几乎没有学者或记者尝试仔细描述非法迁移者涉及的实际迁移行动本身。近来讲述边境穿越的第一手报导大多出自譁众取宠的记者奇想，这些记者到边境找几个你说什麽他就信什麽的墨西哥人，然後像影子般紧跟着他们往北方（El Norte）走。他们裤子的後口袋里塞着护照，有恃无恐地追着迁移者的屁股跑过沙漠，写出来的东西在我看来大有问题，充其量只是满足美国消费者的「我也来冒险系列」而已。因此，无证迁移计画的目标之一就是针对迁移过程收集扎实的（robust）资料，以提供现有文献之外的另一种叙事。
记录无证
由於无证迁移总是暗中进行，而且非法，学界观察往往隔靴搔痒这点也就不令人意外了。例如查维兹的《暗处人生》和史宾塞的《偷渡》是两本极为出色的作品，对边境穿越做出了不少细致的洞察。但两人的研究在我看来都有局限，不是资料多半来自事後收集，就是所有描述几乎都从访谈而来，史宾塞本人也指出了这个问题。但话说回来，我同样不认为民族志研究视为方法论基石的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是了解这类迁移的恰当工具。
医疗人类学家霍姆斯在近作《新鲜水果与破烂屍体》开头提到他和一群特里基人（Triqui）偷偷摸摸穿越索诺拉沙漠的经过，他是在华盛顿州西北部一座农场做研究时认识这群原住民的。霍姆斯在书里写道，他会和这群对话者一起穿越边界，是因为「我刚做田野不久就了解到一件事，想对苦难、暴力和迁移进行民族志研究，就非得亲身造访对於拉美迁移者无比重要的苦难现场」。虽然我能了解他渴望更了解自己研究的无证农工，贴身观察他们生活里的一个关键面向，但我始终对这类民族志研究感到不自在。
五年研究期间，我在诺加莱斯遇到不少人邀我一起穿越沙漠，但基於一些理由，我都婉拒了。首先，我一直相信我亲自穿越边境只会替我的报导人增加无谓的风险，而且这样做就算不会拉大我（大学教授）和信任我、分享个人遭遇给我的劳工迁移者之间的上下关系，也会巩固尊卑之别。让对话者身陷危险，而我却有公民身分作为後盾，这样的研究设定（research scenario）和我服膺的人类学并不相合。其次，虽然这点在我看来比较不重要，但美国公民从非官方口岸穿越边界是「入境未经检查」，属於犯罪行为，尽管只是民事违法，却可能妨碍我就业和申请联邦经费。而且一旦我选择这个做法，结果出事了，本来就常对这类研究落井下石的右翼媒体肯定会这样下标：「墨西哥教授协助不法者穿越沙漠，且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公帑买单。」
我认为霍姆斯尝试「目击」偷渡过程还有一个问题没有人提及，那就是他的亲身参与其实很干扰，以致整段经历不可能「正常」。霍姆斯本人也提到，他和一群迁移者处在一起除了让人口贩子很紧张，贝他组织也对他另眼相看，导致同行的迁移者会问他能不能开车载他们到凤凰城，以通过边境巡逻队的检查哨。此外，这些特里基人也很清楚，要是这位老外同伴出了什麽事，他们就惨了。我们不难想像，如果一名美国研究生跟着一群无证迁移者穿越沙漠结果丧了命，媒体会怎样加油添醋。基本上，不论霍姆斯愿意与否，只要他想观察偷渡过程，他就会成为同行者的关注焦点与负担。摄影记者安讷里诺对此也有亲身体会。他在横越尤马区时生了病，结果害得他的拍摄对象，也就是那群墨西哥边境穿越者被迫分心照顾他。虽然拥有公民身分也敌不过响尾蛇和中暑，但这些「有证」观察者永远不必担心自己会被郊狼在沙漠里丢包，或被边境巡逻队的警棍手电筒打成脑震荡。
虽然跟迁移者同行立意良善，但这些人类学家和记者有权进入美国，就算被捕也一定会获释。霍姆斯描述他穿越边境的经历时，常提到他有律师可以求援，而身为一个研究迁移者的学生更是确保他一定能免於牢狱之灾。虽然他被拘留时不能用电话，上厕所也没有卫生纸，却可以单独拘禁，并且得到执法人员的特别待遇，这些在在凸显他的在场对所有相关人等是多麽反常。边境巡逻队威胁用非法入境的罪名起诉他，但事後证明这是他们惯用的恫吓伎俩，跟他是否为公民无关。到头来，人类学家只是被边境巡逻队警告了事，但他那些无名夥伴却全被处理掉并遣送出境。
最後，我始终觉得这种参与观察很有问题，因为焦点往往落在写作者的个人感受，却不一定能让人深入了解拉丁裔边境穿越者所承受的恐惧与暴力。霍姆斯形容自己感觉「像一头被捕猎的兔子任人宰割」，但同行夥伴的声音不是被隐去，就是彷佛不存在。不仅如此，记录事件经过的三张照片里，有两张将霍姆斯摆在正中央，图说也写成「作者和特里基人在边境沙漠合照」。我们只看到喜笑颜开的人类学家，读到他遭受的苦痛，其余夥伴统统沦为无名无姓的无证边境穿越者。因此，尽管我认为这本书很有价值，霍姆斯揭露了原住民农工遭遇到的暴行与种族歧视，但作为民族学家，我们必须对参与观察法的使用脉络更严谨，描述亲身目睹他人的创伤时也要更斟酌。基於这点，我的秘密迁移研究努力不把边境穿越者描绘成浪迹沙漠的无名影子，而是有血有肉、时时在那片土地求生或死去的人，他们的声音与经验比什麽都重要。
辛格和梅西的作品给了我许多启发。他们指出无证迁移并不如大众媒体渲染的那样，是个乱无章法的事件，而是一个「定义明确的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迁移者在过程中动用各种人力与社会资本以克服美国当局设立的重重障碍」。无证迁移计画一直意在提高这个社会过程的民族志资料解析度，同时避免直接观察非法秘密活动所可能衍生的问题。因此，这些年来我不画地自限，从人类学工具箱借用了各种方法与理论。各位很快就会发现，这本书运用了人类学四大领域，也就是民族志、考古学、监识科学和语言学，好让我们更了解无证沙漠迁移这个社会过程。从许多方面来说，这项计画都是在挑战成见，从全观式人类学（holistic anthropology）的可能性到它如何应用在政治动荡场域都是如此。
倘若各位觉得我有时措词强烈，不是标准的学术语言，甚至不做翻译直接引用墨西哥俚语，那是因为我想呈现对话者的直率、嘲讽与幽默，以及他们所处环境的那种恶劣；而且不论就个人或大众来说，我都看不出在我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掌握偷渡迁移过程中无所不在的混乱、暴力与悲喜交织时，「淡化」（tone down）我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有什麽好处。和许多研究拉丁裔无证迁移的学者前辈一样，我也希望打破往往太过「无害」的人类学论述语言，以及相关的地理、文化、政治与经济框架，进而证明游走在「主流论述与边缘论述」的边界之间，是多麽有助於催生新的知识和文化理解形式。
我一开始研究这群流动人口就发现，必须采取多重场域的民族志研究策略，才能捕捉迁移过程的各种因素。这些年来，我在各州、各国和各大陆追着人跑。我在二○一三年造访厄瓜多十天，访谈了几十人，二○一三至二○一四年数次短暂停留纽约，还打了二十几通国内、国际和视讯电话，但书里绝大多数的民族志、监识科学（第三章）和考古资料（第七章）都是在墨西哥边境的诺加莱斯和北部的艾尔塔，以及诺加莱斯和沙沙比之间的土桑区沙漠（参见土桑区地图）收集到的。
二○○九至二○一三年，我访谈了数百位正在迁移过程中的男女，年龄在十八岁到七十五岁之间，谈话地点包括公车站、街角、餐厅、酒吧、人道收容所、墓园，还有其他边境穿越者出没的地方。访谈对象大多数是墨西哥人，但也有中美洲人。我和他们的互动通常是非结构式的访谈，因此我会视情况做笔记、使用数位录音笔，或两者都用。有时我会给对话者看沙漠和其他迁移相关事物的照片，请他们发表看法。此外，我还花了大量时间观察土桑的遣送作业，在边境巡逻队的陪同下参观政府设施，并实际踏上迁移者穿越沙漠的小径。
绝大多数访谈我都以西班牙文进行，然後译成英文，只保留部分用语以原文呈现，凸显说话风格。由於一般人讲话通常漫无边际，不时兜圈子，或因为故事复杂而讲得没有条理，有时我会略加编辑，在维持叙事流畅的前提下，去除冗赘的部分。 但我改动得很少，而且非常谨慎，尽可能忠於对话者的口吻与原意。为保护当事人，书里提到的人物一律使用化名，并更改部分个人资料，只有死者和失踪者使用真名，因为他们的家人希望「真实」呈现他们的故事，以确保离去的人不被遗忘。
描写暴力
暴力是本书的首要主题：暴力如何在沙漠里被建构出来，从中得利者如何看待暴力的效益，受害者又如何体认其毁灭性。无证迁移者一方面深受美国经济的吸引，一方面又受到美国移民查缉措施的重击，这样的遭遇一般可以称为结构暴力。这种暴力是间接的，因为它是联邦政策的後果，不是某个人的错。没有人为此负责。此外，这种暴力通常不是当场发生，往往被视为出於「自然」因素，以致很容易遭到州政府否认，被沙漠环境抹去痕迹。本书对结构暴力的分析与切入的视角大小，会依据脉络、时机和分析目的而异，有时探讨联邦执法单位的论述和大型基础建设，有时则是赤裸披露政策承受者的切身感受。
这样做是为了近距离呈现暴力的面貌，避免「洗白」暴力，同时也是为了提供齐泽克所谓的「侧面瞥视」（sideways glance），好让我们用新的角度思考边境穿越和伴随而来习以为常的（routinized）痛苦与煎熬。理论上，这样的做法得益於两个主要论点。首先，人以外的事物（如沙漠）在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见第二章），因此应该将其视为边境巡逻队查缉策略的关键因素。其次，迁移者在沙漠的死亡方式反映出他们在政治上任人摆布，而为他们的屍体作传（postmortem biography）有助於我们洞察影响深及另一个半球的创伤如何产生。…
